1940年7月5日，八路军总部的彭德怀、左权和罗瑞卿共同致电中央，提议滕代远担任115师的师长或代师长。这一行动并非简单的人事变动，而是针对山东敌后抗战指挥关系长久不畅的一个重大议题。电报所反映的现实十分明确：115师作为八路军的主力部队，而山东纵队在战局中经营多年，双方在兵力、任务和指挥上交错相融。谁能在战斗中统一指挥、协调地方武装，往往比增加兵力更为关键。
滕代远当时的实力并不能简单定义为“政工干部”。他早在1928年7月22日参与平江起义，跟随彭德怀、黄公略等人共同组织了这一行动。起义后，他被任命为红五军的党代表，带领部队在湘鄂赣地区展开战斗，后续又指挥红五军主力向井冈山进发，与毛泽东和朱德的红四军会师。这段经历不仅造就了他的战斗履历，也培养了他的组织和思想能力，这是因为他能够将分散的力量整合在一起，分析敌情、群众基础和部队状况，耐心解答官兵的疑虑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滕代远的优势逐渐显露。他熟悉基层工作，擅长维护部队团结，同时也具备从全局出发理解军事行动的能力。在红军时期，他长期担任军事和政治职务，参与了多项重要战略决策，并在八路军总部的参谋协调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因此，115师所面临的问题，恰好需要他这样一位既有经验又能把握全局的人来镇住场面。
自1938年3月起，因林彪受伤离开前线，115师由陈光代理师长，罗荣桓负责政治事务。随着115师向山东扩大，山东地区的抗日力量也迅速发展，八路军山东纵队已在当地根深蒂固，115师作为外来部队，如何与地方武装有效配合始终未能理顺。这种局面并非是人事之争，而是复杂的战争环境所造成的。地方武装熟悉地形，而115师则拥有更规范的作战经验，两者都需要对抗日伪军，然而在重叠的作战区域内，兵力调动、物资分配和作战责任之间往往容易出现摩擦。
为了解决山东的指挥问题，中央曾考虑成立八路军第一纵队，由徐向前担任司令员，朱瑞任政治委员，目的是希望进一步整合115师与山东纵队。但这个安排并没有立即解决所有矛盾。在徐向前回延安参加党的七大筹备工作后，山东仍需要一个能够将军事、政治和地方工作统筹协调的人选。于是，滕代远便进入了考虑范围。
从资历来看，滕代远绝对合格。他参与革命的时间较早，经历了红军的创建、根据地斗争以及八路军总部的各项工作；从威望来看，他与彭德怀的长久合作使他在红军高级干部中拥有较高的影响力；从工作能力来看，他在部队建设方面表现出色，能处理复杂的组织关系。然而，“合适”与“资格”并非同义，115师的师长职位不仅仅是一个荣誉的职务。山东敌后的作战需要机动性与灵活性的结合，师长必须深入前线，能够在日军的基地和各方力量之间迅速做出决策。
滕代远对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有清晰的认识，他认为自己更适合从事参谋、组织和政治协调工作，并不把担任主力军团的师长视为个人晋升的良机。这样的态度至关重要。如果他接受了这一任命，凭借其资历最初确实可能稳定115师与山东纵队的关系。然而，战场指挥需要经过长期的锤炼，不能仅以革命资格来替代。滕代远在红军时期虽有作战经历，但始终未能像林彪、刘伯承、粟裕那样，在大规模的战场上形成一套独特的指挥风格。
再者，山东的问题并不能仅靠一个师长的更换就能解决。地方的党政关系、部队编制、日军的封锁以及根据地的发展都需完整的领导和长期的努力。后来，罗荣桓逐步将山东军区、115师及地方工作纳入统一管理，最终形成抗战的合力。这表明，个人声望的重要性固然存在，但更重要的是能否建立稳定有效的指挥机制。
那么，假如滕代远真的担任了115师师长，1955年元帅的名单上会不会出现他的名字呢？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简单。被授予元帅军衔的十位将领中，不乏在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期间担任核心领导的将领，他们不仅资历深厚，而且在长期的战争中展现出独立指挥大兵团的能力和成就。如果滕代远成为115师的师长，确实有可能获得更多一线作战的机会，若能在解放战争期间带领更大规模部队，军事履历也将发生显著改变，授衔评估可能也会有所提高。但是，战争充满变量，能否取得足够的战绩，是否能持续担任高级指挥职位，这些都无法通过一次任命来决定。
历史的实际走向是，滕代远没有选择这条道路，而是继续在军事、组织协调和铁路建设等方面贡献自己的力量。尽管这样的选择错过了几场著名战役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贡献较少。对于一支正在扩展并需要统一部署的军队而言，梳理复杂关系、执行命令、协调各方力量的能力同样是决定胜败的关键。虽然那封电报最终没有改变滕代远的生涯轨迹，却留给我们一个深思的问题：将领的成就，究竟是由一次战斗或一个职务所决定，还是由整个革命过程中承担的责任共同构成。滕代远未能成为115师的师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