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5年9月初，沈阳郊外蜿蜒的乡间小路上，因各式马车、牛车的密集而显得水泄不通。车厢里装载的并非粮食或生活物资，而是一箱箱日式武器和弹药，像小山堆叠在一起。负责运输的人中，包括尚未更换装备的八路军战士，以及身披破旧麻袋的当地百姓，甚至有许多人直接赤裸上身，积极参与搬运。运输队伍中人声鼎沸却显得极为默契，耳边回响着马鞭的清脆声、车轮的轰隆声以及搬运脚步声。到了晚上，队伍点燃火把，在微弱的火光下继续进行物资的运输。整整三天三夜，这条土路从未真正停歇。我翻阅这段历史资料时，脑海中不禁浮现出鲜活的场景。刚刚进入东北、物资极度短缺的八路军，采取的正是最原始的蚂蚁搬家方式，一点一点地将苏军弃置的日式军械搬走，为未来的反攻积蓄实力。许多人都不会想到，这批在苏军眼中难以入目的装备，短短两年间将武装起数十万东北军队，并彻底改变战局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许多人疑惑：战力强大的苏军，为什么不认可关东军遗留下来的大量武器？实际上，考虑到1945年的历史背景，苏军的这种选择是可以理解的。当时，苏军正是刚刚在东线战场上击败纳粹德国的精锐部队。其主力部队都是装备了T-34坦克、85毫米主炮、有着优越攻防性能的现代化装备。而相较之下，关东军的主力依旧使用着过时的97式坦克，火力和装甲防护都显得十分薄弱。许多苏军老兵战后回忆时，直言在对付日本坦克时根本都不需要精准瞄准，这种轻蔑之情通过数十年的史料，依然能感受到。
此外，苏军在步枪和机枪方面也普遍配备了冲锋枪，特性使得近距火力输出如同泼水般猛烈，压制力极强。而日本仍在使用早已过时的三八式步枪，开一枪就必须拉一次枪栓，射击速度极慢。这两种武器的战斗逻辑与火力体系根本不在同一层次上。在现实的问题上，日式装备与苏式武器在弹药体系上完全不兼容，日军的枪械口径及规格与苏军的标准完全不符，即使苏军勉强交获了这些武器，后续在弹药、配件、维修上的支持都显得十分困难。并不是不能使用，而是太过麻烦，并且性价比极低。因此，苏军宁愿将这些武器堆放在当地，也不愿意耗费运输力将其带回国内。
他们更加注重工业设备的发展，仅在沈阳，就拆走了两千多台精密机器设备。而那些堆积如山的枪械弹药，怎能不被视为多余的负担呢？正是在这样的大国博弈之中，八路军找到了机会。曾克林率领的四千余名冀热辽部队，率先冲出山海关，一路抵达沈阳城外。然而当他们到达沈阳时，却被苏军的驻军团团围住。苏军司令卡夫通态度强硬，依据中苏条约，明确表示沈阳将会移交给国民政府，并要求八路军立刻撤离。曾克林三度与苏军进行交涉，前两次都因沟通不畅而无果，而在关键的第三次交涉中，副政委唐凯则直接撸起袖子，露出红军时期的刺青。他促使卡夫通意识到我党的身份，双方最终达成妥协，八路军的队伍得以改名为东北人民自治军，顺利进驻沈阳城。
这一政治上的变动，实现了我军进入沈阳的梦想。进入后，苏军默许将沈阳苏家屯最大的一处日军军火库交给我方全权看守，名义上的“看管”实际上给了我方充分的操作空间，这也导致了开篇时长达三昼夜的物资输送。各类马车、牛车、平板车轮流上阵，战士及百姓齐心协力，不断地往回运送步枪、机枪、炮弹等物资。夜幕降临，火把摇曳，整个搬运工作始终未曾停歇。事后统计，仅苏家屯一处军火库便运出了两万余支步枪、一千多挺机枪、百余门火炮，以及大量的飞机配件和弹药。曾克林后来回到延安时报告，起初的四千余人，凭借这批装备迅速扩编至十万之众。
许多人将这视为临幸的好运，但实际上，这绝对是斯大林深思熟虑的地缘博弈。苏联明面上与国民政府签署协议，承诺将东北完全交给他们，同时暗中允许我方获取日军遗留的武器。原因很简单，由于东北与苏联远东边境相邻，如果国民党完全控制该地区，美国的势力将逼近苏联的边界，这是苏联所无法容忍的局面。斯大林需要确保在东北有一个制衡外部势力的力量，而这力量就是我军。
那批表面上似乎是无偿赠送的军械，实际上是大国博弈中的一种筹码。曾有一位精通苏军战史的老前辈传达过一句话，斯大林从不无缘无故施舍任何东西。把武器交到你手里，实际上是希望你能守护远东的门户，抵挡外部的压力。接下来，在哈尔滨等地，还会有更大规模的装备交接。伤亡的十万支步枪、上万挺机枪及数千门火炮，甚至包括从朝鲜转运的整列物资，接连不断汇入东北各个根据地，极大支撑起了我军的作战能力。然而，我军并不是被动接收，而是主动出击。朱瑞带领炮兵学校师生，亲自走遍东北乡村，寻找日军遗弃的火炮。当地群众向他们反映日军退却时曾将多门重炮沉入镜泊湖。尽管数九寒冬，湖面厚冰封冻，战士们仍奋力解冻，徒手下水打捞重型火炮。